唐朝刘知几说史学大家需具备“三长”——才、学、识。“史才”就是写史的能力；“史学”就是有渊博的历史知识，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；“史识”是去伪存真，去粗取精，对历史的本质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评判的能力。其中尤以史识最为重要。范文澜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具备“史学三长”，尤有卓杰史识的近现代以来首屈一指的史学大家。

范文澜（1893—1969），字仲云，浙江绍兴人。读大学时从刘师培治经、陈汉章治史、黄侃学文，融通文史哲，为以后的写作奠定了基础。早期即写作了《文心雕龙讲疏》（1925年，后改为《文心雕龙注》）、《群经概论》（1926年）、《正史考略》（1931年）等深有影响的著作。

1940年1月，范先生来到延安，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工作。在延安曾以《中国经学史演变》为题，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，毛泽东主席听了两次之后，大加赞赏，希望他对康（有为）、梁（启超）、章（太炎）、胡（适）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，并问是否涉及廖平、吴虞、叶德辉等人。范先生遵照毛泽东主席所说，此后著成《中国近代史》一书，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真正进入了科学研究的阶段。

范先生最突出的贡献，是对新的通史著述的范式的奠定。在延安的时候，毛泽东主席希望范先生给延安干部及学员普及中国历史知识，希望他著一部中国通史，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，范先生著成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一书，此书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相结合，夹叙夹议，大气磅礴，振聋发聩，感染了无数的学人，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。毛泽东主席反复阅读本书后，大加赞赏。在1968年7月19日下午，命女儿李讷到范先生家里，请范先生用新的观点重著一部中国通史，不仅包括古代，还要包括近现代。于是范先生开始了《中国通史》的重新撰述，可惜天不假年，仅写到五代就长逝了。但范先生对新的通史写作的范式的奠定却留下了永久的光芒。

   《大丈夫》一书撰成于抗战前夜。1935年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，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蒋介石采取“不抵抗政策”，并以“攘外必先安内”为借口，残酷镇压抗日爱国活动。范文澜先生以通俗的语言撰成本书，旨在表彰历史上具有崇高民族气节，勇于为国捐躯，或不畏艰险建功立业的25位大英雄，呼吁青年挺身而出，勇敢抗击侵略者，为国家的强盛奋斗。本书一经出版，立即大受欢迎，很短的时间内反复重印，是一本内容严谨、眼光独到、很有可读性的通俗读物。

本书虽为通俗性读物，但范先生的卓识却处处可见。仅举一例，本书把霍去病与李广专作一章，霍去病和李广都是汉代著名的骁将，擅长骑射，身先士卒，勇猛过人，对国家忠贞无二，为国忘家，但战绩和功业却有较大的差距。当时的人解释他们不同的结果，说是因为李广杀降兵八百，有损阴德。在本书中范先生给我们做了精到的解释：

    （术士）王朔说李广杀降人八百，所以不得封侯，那么，霍去病杀浑邪王降众八千人，加以空空洞洞想逃走的罪名。假使十个人里有一个是冤枉的，也就与李广所杀的数目相等，何以荣辱大异呢?可见王朔的话，无非是聊以解嘲罢了。

    我们不相信命运说，而相信在自然界中、在历史中怪事是从来没有的。匈奴远距离用弓箭，短距离用刀矛。有利，蜂涌前进，不顾一切，失利如鸟兽散，逃得毫无踪影。匈奴长处是来势凶猛，短处是组织力薄弱，不能持久。霍去病看准这一点。行军非常神速，乘敌人不防，突飞猛冲，使敌人惊慌动摇，四散溃窜，那时候满眼都是可斩之头，随手砍下，就是了，因此得首虏独多。李广行军太随便，失了组织的效能，见敌数十步内才发箭，失了长兵的威力。形势上李广在茫茫无边敌人暗伺的荒漠里散漫行走，不等接战，已陷在危境中了。还有一点，霍去病行军，不但避免被敌人攻袭，而且很精确地对准敌人主力所在予以击破，李广每每被敌包围，措手不及，甚至道路都走错。足见他们对于间谍和斥候的利用，程度大有高下，程不识批评李广的话，是很有意义的。历史家说霍去病有天幸，李广运气不好，其实何尝有所谓命运，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话头罢了。

范先生从军事战术、军队组织、谍报的运用等方面透辟地分析了霍去病和李广军事才能的高下，这也就是他们成功或失败的根本所在，并没有冥冥中的命运。只要努力，并且掌握正确的方法，就能取得成功。

在经济突飞猛进，物质已有极大发展的今天，爱国忘躯、刚毅奋进、百折不挠、建功立业、扬我国威的民族精神不可退堕。时下历史读物铺天盖地，但本书所倡导的精神对我们依然有激励作用，希望青年朋友从历史中获得智慧，以英雄人物为鉴，力争上游，早建功业。